在观看《攀登者》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——因为没有这个故事，就没有《攀登者》。

一、
　　1957年11月，一封特殊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：“请允许组建苏中联合登山队，在1959年3月至6月，从北坡攀登埃佛勒斯峰(珠穆朗玛峰)。以此作为新中国十周年的献礼。”信的落款是——苏联登山协会主席团，下面还有12名苏联登山运动员的签名。时任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，跟同事们一番商议后，决定婉言谢绝苏联的提议。“一是因为中国登山队才刚刚成立一年，缺少登高峰的经验。二是因为资金、装备等方面跟不上，无法提供必须的支持。”正要“婉辞谢绝”时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知道了这个消息。熟悉贺龙的人都知道，他最喜欢搞体育运动，于是他拿着此信去找周恩来总理，周总理回复：可以考虑。“可以考虑”这四个字，就等于把“中苏联合组建登山队，从北坡攀登珠峰”的事情定了下来。

二、
　　自从1953年5月29日，新西兰人艾德蒙和尼泊尔人丹增，从南坡首次登顶珠峰之后，登顶珠峰就成了全球登山运动员的梦想。登顶珠峰难吗？
　　看看下面这张图就知道了。

　　这张图，就是所谓的死亡地图。上面记录了1920年到2015年，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员和向导，在攀登珠峰遇难时的海拔位置。看到密密麻麻的红点蓝点，你就知道攀登珠峰有多难了吧。
　　如果你还缺乏客观感受，请看看下面的图：

　　很多登山运动员，就这样死在攀登珠峰的途中。即便在当今训练如此专业的情况下，即便在当今装备如此优良的情况下，即便在当今已经搭好梯子的情况下，即便在当今有向导开路修路的情况下，攀登珠峰也不是一件易事，每年仍有多名登山者丧生。
　　可是60年前，在缺少专业训练、缺少优良装备、缺少专业向导的情况下，周恩来和贺龙为何还要同意这次登山？而且还要从最难的北坡登顶，为什么？

三、
　　你知道北坡有多难爬吗？就以英国登山队为例吧：
　　1921年，英国登山队，爬到6985米高度就无力再登。
　　1922年，英国登山队，爬到8225米的高度时，因死亡7人而宣告失败。
　　1933年，英国登山队，爬到8572米高度附近时，两名队员失踪，一去未返…
　　英国登山队七次想从北坡登顶珠峰，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。所以英国登山队得出结论：“想从北坡登上珠峰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连鸟也无法飞过。”所以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登山队：“连如此专业的英国登山队，也7次折戟北坡，中国人是疯了吗，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从北坡登珠峰？”

四、
　　为什么要选择从北坡登珠峰？
　　其实一开始，原因非常简单。第一，因为已经有人从南坡登顶过珠峰。“如果我们也从南坡登珠峰，即便成功了，那也只是第二。而从来没有人从北坡登顶过珠峰，如果我们成功了，意义就很大。”第二，北坡位于我国西藏境内，“从自己国境登上珠峰，意义也要大得多。”正因如此，中国答应了苏联邀请。
　　于是1958年夏天，中苏双方制定了三年计划：1958年侦察，1959年试登，1960年登顶。苏方负责培训中方运动员，并提供高山装备、高山食品。中方负责修建通往珠峰大本营的公路，以及各种物资的运输，并承担苏方全体人员衣食住行费用。

　　这次登山计划，由贺龙同志亲自担任总指挥。贺龙还把当年的老部下“塔山阻击战”的英雄团长韩复东，调去西藏担任前线总指挥。为了修建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的公路，西藏工委还特地成立了登山支援委员会。只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在平均海拔5200米的地区，修建一条380公里的公路可以说难如登天。但中国竟然完成了，可见我们的诚意有多大。
　　一转眼就到了1959年。从这一年秋天开始，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，苏印两国的关系开始升温。中方多次向苏方发出邀请，希望苏方到北京商谈合登珠峰事宜，但苏方总是一再推脱。不久，中国驻印使馆传回消息：印度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。
　　这一下，中方什么都明白了，“苏联转而援助印度，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。”但这反而越发激发了中方的斗志，贺龙一挥手：“他们不干，我们自己干，而且要抢在印度之前登顶，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。”

五、
　　很快，中国就成立了珠峰登山队。214名队员来自全国各个行业：有工人，有农民，有解放军，有教师，有科研人员…
　　人员看起来虽然很杂，但挑选的都是精兵强将。1959年10月20日，贺龙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请到办公室：“苏联不参加，我们有成功的把握吗？”
　　史占春回答说：“在攀登方面有困难，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。但现在最大的困难是，我们缺少必须的高山装备。”
　　1959年的中国，正是经济最最困难的时期，很多人都只能吃草根树皮了。但为了这次登山计划，贺龙专门去国家计委、外贸部申请了70万美元外汇，买回了高山帐篷、鸭绒登山服等装备，开始了三个多月的专业培训。

六、
　　1960年3月，新中国第一支登山队，浩浩荡荡来到珠峰——5120米大本营。“北坡登顶珠峰计划”正式开始实施。

　　整个计划，分为四次行动。
　　第一次适应性行动：从大本营出发，边走边修整路段，并运送物资至6400米处三号营地，然后返回大本营。

　　第二次适应性行动：从大本营出发，边走边侦查线路、修整路段，抵达7000米左右高度，建立第四号营地，然后返回大本营。

　　第三次适应性行动：从大本营出发，边走边侦查线路、修整路段，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，建立最后一个营地——突击营地，然后返回大本营。前三次行动皆为适应性行动，主要是为了实现三个目的：
　　1、侦查合适的登顶路线；
　　2、将物资运到更高的营地；
　　3、为最后的登顶行动选拔最好的队员。

　　第四次行动，就是真正的登顶行动，从5120米大本营出发，经过三个营地后，直接登上珠峰的峰顶。

七、
　　但计划终归是计划，计划很多时候赶不上变化。在实施三次适应性行动中，第一次还算顺利，但第二次行动就遇到了问题。

　　珠穆朗玛峰主峰的北面，矗立着一座尖突的山峦，这就是珠峰的孪生姊妹——海拔7538米的珠峰北峰。在北峰与主峰之间，是奇陡的冰雪峭壁，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间，看上去很像一个坳谷，所以大家把它叫做“北坳”。在北坳陡峭的坡壁上，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，这是珠峰最危险的地区，冰崩和雪崩随时都可能发生。1922年，七名英国登山队员就命丧于此。

　　北坳最难征服的一个点，就是照片上的这个狭长冰缝。这个冰缝又窄又陡，根本没有地方落脚，大家给它取名为“冰胡同”。
　　“运动健将刘大义，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，连续三次跌落下来，跌得头昏眼花，满身疼痛。”最后还是队长史占春想到了办法，“我们先让一个人背靠着一边，脚抵着另一边一寸一寸挪到顶上，然后把绳梯放下来，大家就可以一个个登上去了。”
　　这个办法奏效了，1960年4月11号傍晚大家终于登上了北坳顶端，并在这里建立了四号营地。但遗憾的是，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，在此次行动中光荣牺牲。

　　修整十来天后，1960年4月25日，登山队发起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动，这次行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。4月29日中午，当登山队再次经过北坳时，本来晴朗的北坳上空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，结果刚拉开帐篷，就差点被狂风刮下山崖。于是大家只好匍匐在冰坡上，用冰镐来固定自己。可不到两个小时，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。幸好刘连满发现一条冰裂缝，大家钻进去躲了几个小时，才终于熬过了这场12级大风暴。

　　躲过大风暴之后，能继续向上攀登的队员已经不多，最终，只有许竞、贡布、石竞、拉巴才仁四人攀到8500米高度，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。第三次适应性行动，虽然完成了预定计划，但损失相当惨重：1人牺牲，40多人被冻伤。有的队员冻掉了手指，有的队员冻掉了鼻子，有的队员失去了胳膊。而且，被冻伤的人，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，其中包括队长史占春。因为冻伤非常严重，很多队员不得不送往日喀则治疗。队长史占春含泪悲叹：“今年登顶，已经无望。”

八、
　　前线总指挥韩复东只好下令退兵，并电告北京：择日撤回拉萨。周恩来得知情况后，立即找到贺龙：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。
　　贺龙向前线下达死命令：“要不惜一切代价，重新组织攀登。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，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！”
　　贺龙为什么要下死命令呢？
　　一是因为印度已经在南坡开始了登山，“如果让他们登了顶，咱们却半途而废，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？”二是因为中国正在和尼泊尔进行边界谈判，中方提议，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。但尼方却坚持认为，珠峰完全与中国无关，“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，怎么能说是你们的？”
　　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，贺龙才给前线下了死命令。

　　收到命令后，韩复东立即召开会议。重新选拔了突击队员。1960年5月17日，登山队召开了誓师大会，队员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。开完誓师大会之后，韩复东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石膏像，交给了突击组组长许竞。出发前，突击队员王富洲，到医务室告别时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这次豁出去了，如果上不去，我也就不回来了。”许竞率领刘连满、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等突击队员，向顶峰发起了最后的冲击。

九、
　　经过千辛万苦，许竞、王富洲、刘连满、贡布4名突击队员，再加上摄影师屈银华，终于在1960年5月23日，抵达了8500米突击营地。本该值得庆贺，但许竞一检查氧气瓶，发现之前带上去的10瓶氧气，有两瓶竟然是空的，其余8瓶也都不满。而要从此处登顶珠峰，每人至少需要2瓶氧气，这就意味着——五人之中，有一个人必须放弃登顶。就差最后300多米就要成功了，谁愿意放弃这个伟大的荣誉呢？摄影师屈银华站了出来：“我留在这里接应你们吧，我的任务本来就是负责拍摄登山画面，我登不登顶不重要，但你们一定要登上顶峰凯旋归来！”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
　　谁知5月24早上，刚走出帐篷没多远，许竞就咚一声倒下了。从登山队进山至今，他一直负责开路，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。组员把许竞抬进帐篷，然后重新进行任务分配：“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，屈银华临危受命，成为新的突击队员。”

　　经过两小时攀爬，他们终于来到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——第二台阶。
　　第二台阶，是指北坡路线上8680—8700米之间的一道岩壁，这道岩壁非常陡峭，尤其是最顶端的4米，几乎找不到攀附点或支撑点。四人攀爬了多次都没成功，“摔得够呛，体力消耗很大。”

　　就在陷入僵局之际，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，突然想到了搭人梯的方法。他蹲下来，让屈银华站到自己的肩上，自己再一点点站起来。屈银华借助他的托举，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，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，穿进安全绳，然后利用安全绳爬上了峭壁。其他三人如法炮制，成功突破了“第二台阶”。突击组原本计划9小时登顶珠峰，可没想到仅仅攀爬第二台阶，就花了5个多小时。

　　这5个多小时的攀爬，两个人付出了惨重代价。一个是屈银华，为了减轻刘连满的负重以及便于攀爬，他在砸冰锥时脱掉了4千克重的高山靴，导致两足脚趾和脚后跟全部冻伤。一个是刘连满，因为长时间托举队友，他耗尽了全身力气，再也无法继续前行。

　　爬上第二台阶后，王富洲、屈银华和贡布，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大石头旁，给他留下一罐氧气，然后继续向上攀登。而刘连满，考虑到队友下山时需要氧气支撑，于是悄悄关掉了氧气瓶的开关，他估计自己会死于极寒和缺氧，于是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道：“富洲同志：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，就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！我这氧气筒里还有氧气，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！告别了，你们的同志刘连满。”

　　天已经黑了，三人只能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，用手摸索着往上爬行。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，三人体力下降得很厉害，几乎走一步就会摔一跤。爬到8830米处时，三人氧气已全部用完，但他们并没有停止脚步。“哪怕还剩一口气，也要爬上去。”到了最后，他们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好四肢着地，一寸一寸地往上挪。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，三人终于成功登上了珠峰封顶。这一次登顶，不仅仅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，更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。而印度登山队，则在8600米高度宣告退出。

　　可能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，三个人登顶珠峰后，竟然都没有很激动，贡布回忆说：“没哭，只是觉得高兴。”屈银华回忆说：“我们完成任务了，可以下去了。”王富洲回忆说：“想不了这么多，没有力气想了。”“贡布把毛主席像拿出来，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，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，然后一起放到顶峰下方一个碎石堆里。没有放在顶峰，顶峰上都是雪，毛主席像是石膏做的，放在雪里就坏掉了。”由于没有氧气瓶支撑，三人无法在顶峰久呆，于是采集9块岩石标本后，他们就赶紧下山了。

　　下降到海拔8700米时，天渐渐地亮了。屈银华赶紧取出摄影机，准备抓拍几个镜头。因为过度疲劳，他站立不稳，一屁股坐在山坡上。于是他靠着背包，拍下了两个永载史册的镜头：一个是仰拍了白雪覆盖的顶峰，一个是俯拍了喜马拉雅山的云海。

十、
　　回到留下刘连满处时，三人已经耗尽了体力。奇迹的是，刘连满竟然没有死。看到三人归来，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快快，吸几口氧气。”三人接过刘连满用生命省下的氧气，感动得落下泪来，这半筒氧气，救了三位战友的命。1960年5月2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登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，向全世界展示和宣告“中国精神”。

　　这次登顶珠峰，让中国在与尼泊尔谈判中取得主动权，1961年，《中尼边界条约》正式签署，边界问题得到解决：珠峰北面从此属于中国！毛主席说：“这支登山队相当于4个集团军。”王富洲、屈银华、刘连满下山后，都住进了医院，王富洲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，下山后只剩下101斤。屈银华上山前的体重是154斤，下山后只剩下102斤，由于冻伤过于严重，他切除了双足十趾和脚后跟。

　　这次攀登珠峰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夜晚登顶。由于光线太暗，无法用摄影机在顶峰拍摄360度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。因为缺乏登顶影像资料，所以国际社会始终对这次登顶表示怀疑。为了打破国际社会的怀疑，1975年5月，中国组织了第二次北坡登顶珠峰行动。
　　电影《攀登者》，讲述的就是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故事。1975年5月27日14点30分，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顶珠峰。
　　这一次登顶，中国登山队测定了珠峰高度——8848.13米。
　　“这一精确数据，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，成为世界地图集和教科书上的权威数据。
　　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组熠熠闪光的数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