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桔籽文章]:观阅内容
《攀登者》致敬珠峰真实攀登记录
Juzer 2019-10-08 16:11 浏览:920
在观看《攀登者》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——因为没有这个故事,就没有《攀登者》。
一、
1957年11月,一封特殊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:“请允许组建苏中联合登山队,在1959年3月至6月,从北坡攀登埃佛勒斯峰(珠穆朗玛峰)。以此作为新中国十周年的献礼。”信的落款是——苏联登山协会主席团,下面还有12名苏联登山运动员的签名。时任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,跟同事们一番商议后,决定婉言谢绝苏联的提议。“一是因为中国登山队才刚刚成立一年,缺少登高峰的经验。二是因为资金、装备等方面跟不上,无法提供必须的支持。”正要“婉辞谢绝”时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知道了这个消息。熟悉贺龙的人都知道,他最喜欢搞体育运动,于是他拿着此信去找周恩来总理,周总理回复:可以考虑。“可以考虑”这四个字,就等于把“中苏联合组建登山队,从北坡攀登珠峰”的事情定了下来。
二、
自从1953年5月29日,新西兰人艾德蒙和尼泊尔人丹增,从南坡首次登顶珠峰之后,登顶珠峰就成了全球登山运动员的梦想。登顶珠峰难吗?
看看下面这张图就知道了。
这张图,就是所谓的死亡地图。上面记录了1920年到2015年,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员和向导,在攀登珠峰遇难时的海拔位置。看到密密麻麻的红点蓝点,你就知道攀登珠峰有多难了吧。
如果你还缺乏客观感受,请看看下面的图:
很多登山运动员,就这样死在攀登珠峰的途中。即便在当今训练如此专业的情况下,即便在当今装备如此优良的情况下,即便在当今已经搭好梯子的情况下,即便在当今有向导开路修路的情况下,攀登珠峰也不是一件易事,每年仍有多名登山者丧生。
可是60年前,在缺少专业训练、缺少优良装备、缺少专业向导的情况下,周恩来和贺龙为何还要同意这次登山?而且还要从最难的北坡登顶,为什么?
三、
你知道北坡有多难爬吗?就以英国登山队为例吧:
1921年,英国登山队,爬到6985米高度就无力再登。
1922年,英国登山队,爬到8225米的高度时,因死亡7人而宣告失败。
1933年,英国登山队,爬到8572米高度附近时,两名队员失踪,一去未返…
英国登山队七次想从北坡登顶珠峰,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。所以英国登山队得出结论:“想从北坡登上珠峰,几乎是不可能的,因为连鸟也无法飞过。”所以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登山队:“连如此专业的英国登山队,也7次折戟北坡,中国人是疯了吗,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从北坡登珠峰?”
四、
为什么要选择从北坡登珠峰?
其实一开始,原因非常简单。第一,因为已经有人从南坡登顶过珠峰。“如果我们也从南坡登珠峰,即便成功了,那也只是第二。而从来没有人从北坡登顶过珠峰,如果我们成功了,意义就很大。”第二,北坡位于我国西藏境内,“从自己国境登上珠峰,意义也要大得多。”正因如此,中国答应了苏联邀请。
于是1958年夏天,中苏双方制定了三年计划:1958年侦察,1959年试登,1960年登顶。苏方负责培训中方运动员,并提供高山装备、高山食品。中方负责修建通往珠峰大本营的公路,以及各种物资的运输,并承担苏方全体人员衣食住行费用。
这次登山计划,由贺龙同志亲自担任总指挥。贺龙还把当年的老部下“塔山阻击战”的英雄团长韩复东,调去西藏担任前线总指挥。为了修建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的公路,西藏工委还特地成立了登山支援委员会。只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在平均海拔5200米的地区,修建一条380公里的公路可以说难如登天。但中国竟然完成了,可见我们的诚意有多大。
一转眼就到了1959年。从这一年秋天开始,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,苏印两国的关系开始升温。中方多次向苏方发出邀请,希望苏方到北京商谈合登珠峰事宜,但苏方总是一再推脱。不久,中国驻印使馆传回消息:印度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。
这一下,中方什么都明白了,“苏联转而援助印度,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。”但这反而越发激发了中方的斗志,贺龙一挥手:“他们不干,我们自己干,而且要抢在印度之前登顶,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。”
五、
很快,中国就成立了珠峰登山队。214名队员来自全国各个行业:有工人,有农民,有解放军,有教师,有科研人员…
人员看起来虽然很杂,但挑选的都是精兵强将。1959年10月20日,贺龙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请到办公室:“苏联不参加,我们有成功的把握吗?”
史占春回答说:“在攀登方面有困难,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。但现在最大的困难是,我们缺少必须的高山装备。”
1959年的中国,正是经济最最困难的时期,很多人都只能吃草根树皮了。但为了这次登山计划,贺龙专门去国家计委、外贸部申请了70万美元外汇,买回了高山帐篷、鸭绒登山服等装备,开始了三个多月的专业培训。
六、
1960年3月,新中国第一支登山队,浩浩荡荡来到珠峰——5120米大本营。“北坡登顶珠峰计划”正式开始实施。
整个计划,分为四次行动。
第一次适应性行动:从大本营出发,边走边修整路段,并运送物资至6400米处三号营地,然后返回大本营。
第二次适应性行动:从大本营出发,边走边侦查线路、修整路段,抵达7000米左右高度,建立第四号营地,然后返回大本营。
第三次适应性行动:从大本营出发,边走边侦查线路、修整路段,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,建立最后一个营地——突击营地,然后返回大本营。前三次行动皆为适应性行动,主要是为了实现三个目的:
1、侦查合适的登顶路线;
2、将物资运到更高的营地;
3、为最后的登顶行动选拔最好的队员。
第四次行动,就是真正的登顶行动,从5120米大本营出发,经过三个营地后,直接登上珠峰的峰顶。
七、
但计划终归是计划,计划很多时候赶不上变化。在实施三次适应性行动中,第一次还算顺利,但第二次行动就遇到了问题。
珠穆朗玛峰主峰的北面,矗立着一座尖突的山峦,这就是珠峰的孪生姊妹——海拔7538米的珠峰北峰。在北峰与主峰之间,是奇陡的冰雪峭壁,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间,看上去很像一个坳谷,所以大家把它叫做“北坳”。在北坳陡峭的坡壁上,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,这是珠峰最危险的地区,冰崩和雪崩随时都可能发生。1922年,七名英国登山队员就命丧于此。
北坳最难征服的一个点,就是照片上的这个狭长冰缝。这个冰缝又窄又陡,根本没有地方落脚,大家给它取名为“冰胡同”。
“运动健将刘大义,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,连续三次跌落下来,跌得头昏眼花,满身疼痛。”最后还是队长史占春想到了办法,“我们先让一个人背靠着一边,脚抵着另一边一寸一寸挪到顶上,然后把绳梯放下来,大家就可以一个个登上去了。”
这个办法奏效了,1960年4月11号傍晚大家终于登上了北坳顶端,并在这里建立了四号营地。但遗憾的是,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,在此次行动中光荣牺牲。
修整十来天后,1960年4月25日,登山队发起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动,这次行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。4月29日中午,当登山队再次经过北坳时,本来晴朗的北坳上空,突然狂风大作,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,结果刚拉开帐篷,就差点被狂风刮下山崖。于是大家只好匍匐在冰坡上,用冰镐来固定自己。可不到两个小时,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。幸好刘连满发现一条冰裂缝,大家钻进去躲了几个小时,才终于熬过了这场12级大风暴。
躲过大风暴之后,能继续向上攀登的队员已经不多,最终,只有许竞、贡布、石竞、拉巴才仁四人攀到8500米高度,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。第三次适应性行动,虽然完成了预定计划,但损失相当惨重:1人牺牲,40多人被冻伤。有的队员冻掉了手指,有的队员冻掉了鼻子,有的队员失去了胳膊。而且,被冻伤的人,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,其中包括队长史占春。因为冻伤非常严重,很多队员不得不送往日喀则治疗。队长史占春含泪悲叹:“今年登顶,已经无望。”
八、
前线总指挥韩复东只好下令退兵,并电告北京:择日撤回拉萨。周恩来得知情况后,立即找到贺龙: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。
贺龙向前线下达死命令:“要不惜一切代价,重新组织攀登。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,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!”
贺龙为什么要下死命令呢?
一是因为印度已经在南坡开始了登山,“如果让他们登了顶,咱们却半途而废,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?”二是因为中国正在和尼泊尔进行边界谈判,中方提议,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。但尼方却坚持认为,珠峰完全与中国无关,“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,怎么能说是你们的?”
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,贺龙才给前线下了死命令。
收到命令后,韩复东立即召开会议。重新选拔了突击队员。1960年5月17日,登山队召开了誓师大会,队员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。开完誓师大会之后,韩复东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石膏像,交给了突击组组长许竞。出发前,突击队员王富洲,到医务室告别时说了一句话:“我这次豁出去了,如果上不去,我也就不回来了。”许竞率领刘连满、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等突击队员,向顶峰发起了最后的冲击。
九、
经过千辛万苦,许竞、王富洲、刘连满、贡布4名突击队员,再加上摄影师屈银华,终于在1960年5月23日,抵达了8500米突击营地。本该值得庆贺,但许竞一检查氧气瓶,发现之前带上去的10瓶氧气,有两瓶竟然是空的,其余8瓶也都不满。而要从此处登顶珠峰,每人至少需要2瓶氧气,这就意味着——五人之中,有一个人必须放弃登顶。就差最后300多米就要成功了,谁愿意放弃这个伟大的荣誉呢?摄影师屈银华站了出来:“我留在这里接应你们吧,我的任务本来就是负责拍摄登山画面,我登不登顶不重要,但你们一定要登上顶峰凯旋归来!”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谁知5月24早上,刚走出帐篷没多远,许竞就咚一声倒下了。从登山队进山至今,他一直负责开路,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。组员把许竞抬进帐篷,然后重新进行任务分配:“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,屈银华临危受命,成为新的突击队员。”
经过两小时攀爬,他们终于来到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——第二台阶。
第二台阶,是指北坡路线上8680—8700米之间的一道岩壁,这道岩壁非常陡峭,尤其是最顶端的4米,几乎找不到攀附点或支撑点。四人攀爬了多次都没成功,“摔得够呛,体力消耗很大。”
就在陷入僵局之际,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,突然想到了搭人梯的方法。他蹲下来,让屈银华站到自己的肩上,自己再一点点站起来。屈银华借助他的托举,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,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,穿进安全绳,然后利用安全绳爬上了峭壁。其他三人如法炮制,成功突破了“第二台阶”。突击组原本计划9小时登顶珠峰,可没想到仅仅攀爬第二台阶,就花了5个多小时。
这5个多小时的攀爬,两个人付出了惨重代价。一个是屈银华,为了减轻刘连满的负重以及便于攀爬,他在砸冰锥时脱掉了4千克重的高山靴,导致两足脚趾和脚后跟全部冻伤。一个是刘连满,因为长时间托举队友,他耗尽了全身力气,再也无法继续前行。
爬上第二台阶后,王富洲、屈银华和贡布,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大石头旁,给他留下一罐氧气,然后继续向上攀登。而刘连满,考虑到队友下山时需要氧气支撑,于是悄悄关掉了氧气瓶的开关,他估计自己会死于极寒和缺氧,于是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道:“富洲同志: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,就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!我这氧气筒里还有氧气,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!告别了,你们的同志刘连满。”
天已经黑了,三人只能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,用手摸索着往上爬行。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,三人体力下降得很厉害,几乎走一步就会摔一跤。爬到8830米处时,三人氧气已全部用完,但他们并没有停止脚步。“哪怕还剩一口气,也要爬上去。”到了最后,他们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,只好四肢着地,一寸一寸地往上挪。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,三人终于成功登上了珠峰封顶。这一次登顶,不仅仅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,更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。而印度登山队,则在8600米高度宣告退出。
可能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,三个人登顶珠峰后,竟然都没有很激动,贡布回忆说:“没哭,只是觉得高兴。”屈银华回忆说:“我们完成任务了,可以下去了。”王富洲回忆说:“想不了这么多,没有力气想了。”“贡布把毛主席像拿出来,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,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,然后一起放到顶峰下方一个碎石堆里。没有放在顶峰,顶峰上都是雪,毛主席像是石膏做的,放在雪里就坏掉了。”由于没有氧气瓶支撑,三人无法在顶峰久呆,于是采集9块岩石标本后,他们就赶紧下山了。
下降到海拔8700米时,天渐渐地亮了。屈银华赶紧取出摄影机,准备抓拍几个镜头。因为过度疲劳,他站立不稳,一屁股坐在山坡上。于是他靠着背包,拍下了两个永载史册的镜头:一个是仰拍了白雪覆盖的顶峰,一个是俯拍了喜马拉雅山的云海。
十、
回到留下刘连满处时,三人已经耗尽了体力。奇迹的是,刘连满竟然没有死。看到三人归来,他第一句话就是:“快快,吸几口氧气。”三人接过刘连满用生命省下的氧气,感动得落下泪来,这半筒氧气,救了三位战友的命。1960年5月28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登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,向全世界展示和宣告“中国精神”。
这次登顶珠峰,让中国在与尼泊尔谈判中取得主动权,1961年,《中尼边界条约》正式签署,边界问题得到解决:珠峰北面从此属于中国!毛主席说:“这支登山队相当于4个集团军。”王富洲、屈银华、刘连满下山后,都住进了医院,王富洲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,下山后只剩下101斤。屈银华上山前的体重是154斤,下山后只剩下102斤,由于冻伤过于严重,他切除了双足十趾和脚后跟。
这次攀登珠峰最大的遗憾,就是夜晚登顶。由于光线太暗,无法用摄影机在顶峰拍摄360度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。因为缺乏登顶影像资料,所以国际社会始终对这次登顶表示怀疑。为了打破国际社会的怀疑,1975年5月,中国组织了第二次北坡登顶珠峰行动。
电影《攀登者》,讲述的就是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故事。1975年5月27日14点30分,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顶珠峰。
这一次登顶,中国登山队测定了珠峰高度——8848.13米。
“这一精确数据,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,成为世界地图集和教科书上的权威数据。
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组熠熠闪光的数字。”
一、
1957年11月,一封特殊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:“请允许组建苏中联合登山队,在1959年3月至6月,从北坡攀登埃佛勒斯峰(珠穆朗玛峰)。以此作为新中国十周年的献礼。”信的落款是——苏联登山协会主席团,下面还有12名苏联登山运动员的签名。时任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蔡树藩,跟同事们一番商议后,决定婉言谢绝苏联的提议。“一是因为中国登山队才刚刚成立一年,缺少登高峰的经验。二是因为资金、装备等方面跟不上,无法提供必须的支持。”正要“婉辞谢绝”时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知道了这个消息。熟悉贺龙的人都知道,他最喜欢搞体育运动,于是他拿着此信去找周恩来总理,周总理回复:可以考虑。“可以考虑”这四个字,就等于把“中苏联合组建登山队,从北坡攀登珠峰”的事情定了下来。
二、
自从1953年5月29日,新西兰人艾德蒙和尼泊尔人丹增,从南坡首次登顶珠峰之后,登顶珠峰就成了全球登山运动员的梦想。登顶珠峰难吗?
看看下面这张图就知道了。
这张图,就是所谓的死亡地图。上面记录了1920年到2015年,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员和向导,在攀登珠峰遇难时的海拔位置。看到密密麻麻的红点蓝点,你就知道攀登珠峰有多难了吧。
如果你还缺乏客观感受,请看看下面的图:
很多登山运动员,就这样死在攀登珠峰的途中。即便在当今训练如此专业的情况下,即便在当今装备如此优良的情况下,即便在当今已经搭好梯子的情况下,即便在当今有向导开路修路的情况下,攀登珠峰也不是一件易事,每年仍有多名登山者丧生。
可是60年前,在缺少专业训练、缺少优良装备、缺少专业向导的情况下,周恩来和贺龙为何还要同意这次登山?而且还要从最难的北坡登顶,为什么?
三、
你知道北坡有多难爬吗?就以英国登山队为例吧:
1921年,英国登山队,爬到6985米高度就无力再登。
1922年,英国登山队,爬到8225米的高度时,因死亡7人而宣告失败。
1933年,英国登山队,爬到8572米高度附近时,两名队员失踪,一去未返…
英国登山队七次想从北坡登顶珠峰,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。所以英国登山队得出结论:“想从北坡登上珠峰,几乎是不可能的,因为连鸟也无法飞过。”所以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登山队:“连如此专业的英国登山队,也7次折戟北坡,中国人是疯了吗,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从北坡登珠峰?”
四、
为什么要选择从北坡登珠峰?
其实一开始,原因非常简单。第一,因为已经有人从南坡登顶过珠峰。“如果我们也从南坡登珠峰,即便成功了,那也只是第二。而从来没有人从北坡登顶过珠峰,如果我们成功了,意义就很大。”第二,北坡位于我国西藏境内,“从自己国境登上珠峰,意义也要大得多。”正因如此,中国答应了苏联邀请。
于是1958年夏天,中苏双方制定了三年计划:1958年侦察,1959年试登,1960年登顶。苏方负责培训中方运动员,并提供高山装备、高山食品。中方负责修建通往珠峰大本营的公路,以及各种物资的运输,并承担苏方全体人员衣食住行费用。
这次登山计划,由贺龙同志亲自担任总指挥。贺龙还把当年的老部下“塔山阻击战”的英雄团长韩复东,调去西藏担任前线总指挥。为了修建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的公路,西藏工委还特地成立了登山支援委员会。只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在平均海拔5200米的地区,修建一条380公里的公路可以说难如登天。但中国竟然完成了,可见我们的诚意有多大。
一转眼就到了1959年。从这一年秋天开始,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,苏印两国的关系开始升温。中方多次向苏方发出邀请,希望苏方到北京商谈合登珠峰事宜,但苏方总是一再推脱。不久,中国驻印使馆传回消息:印度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。
这一下,中方什么都明白了,“苏联转而援助印度,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。”但这反而越发激发了中方的斗志,贺龙一挥手:“他们不干,我们自己干,而且要抢在印度之前登顶,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。”
五、
很快,中国就成立了珠峰登山队。214名队员来自全国各个行业:有工人,有农民,有解放军,有教师,有科研人员…
人员看起来虽然很杂,但挑选的都是精兵强将。1959年10月20日,贺龙把登山队队长史占春请到办公室:“苏联不参加,我们有成功的把握吗?”
史占春回答说:“在攀登方面有困难,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。但现在最大的困难是,我们缺少必须的高山装备。”
1959年的中国,正是经济最最困难的时期,很多人都只能吃草根树皮了。但为了这次登山计划,贺龙专门去国家计委、外贸部申请了70万美元外汇,买回了高山帐篷、鸭绒登山服等装备,开始了三个多月的专业培训。
六、
1960年3月,新中国第一支登山队,浩浩荡荡来到珠峰——5120米大本营。“北坡登顶珠峰计划”正式开始实施。
整个计划,分为四次行动。
第一次适应性行动:从大本营出发,边走边修整路段,并运送物资至6400米处三号营地,然后返回大本营。
第二次适应性行动:从大本营出发,边走边侦查线路、修整路段,抵达7000米左右高度,建立第四号营地,然后返回大本营。
第三次适应性行动:从大本营出发,边走边侦查线路、修整路段,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,建立最后一个营地——突击营地,然后返回大本营。前三次行动皆为适应性行动,主要是为了实现三个目的:
1、侦查合适的登顶路线;
2、将物资运到更高的营地;
3、为最后的登顶行动选拔最好的队员。
第四次行动,就是真正的登顶行动,从5120米大本营出发,经过三个营地后,直接登上珠峰的峰顶。
七、
但计划终归是计划,计划很多时候赶不上变化。在实施三次适应性行动中,第一次还算顺利,但第二次行动就遇到了问题。
珠穆朗玛峰主峰的北面,矗立着一座尖突的山峦,这就是珠峰的孪生姊妹——海拔7538米的珠峰北峰。在北峰与主峰之间,是奇陡的冰雪峭壁,因为它座落在两峰之间,看上去很像一个坳谷,所以大家把它叫做“北坳”。在北坳陡峭的坡壁上,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,这是珠峰最危险的地区,冰崩和雪崩随时都可能发生。1922年,七名英国登山队员就命丧于此。
北坳最难征服的一个点,就是照片上的这个狭长冰缝。这个冰缝又窄又陡,根本没有地方落脚,大家给它取名为“冰胡同”。
“运动健将刘大义,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,连续三次跌落下来,跌得头昏眼花,满身疼痛。”最后还是队长史占春想到了办法,“我们先让一个人背靠着一边,脚抵着另一边一寸一寸挪到顶上,然后把绳梯放下来,大家就可以一个个登上去了。”
这个办法奏效了,1960年4月11号傍晚大家终于登上了北坳顶端,并在这里建立了四号营地。但遗憾的是,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,在此次行动中光荣牺牲。
修整十来天后,1960年4月25日,登山队发起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动,这次行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。4月29日中午,当登山队再次经过北坳时,本来晴朗的北坳上空,突然狂风大作,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,结果刚拉开帐篷,就差点被狂风刮下山崖。于是大家只好匍匐在冰坡上,用冰镐来固定自己。可不到两个小时,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。幸好刘连满发现一条冰裂缝,大家钻进去躲了几个小时,才终于熬过了这场12级大风暴。
躲过大风暴之后,能继续向上攀登的队员已经不多,最终,只有许竞、贡布、石竞、拉巴才仁四人攀到8500米高度,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。第三次适应性行动,虽然完成了预定计划,但损失相当惨重:1人牺牲,40多人被冻伤。有的队员冻掉了手指,有的队员冻掉了鼻子,有的队员失去了胳膊。而且,被冻伤的人,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,其中包括队长史占春。因为冻伤非常严重,很多队员不得不送往日喀则治疗。队长史占春含泪悲叹:“今年登顶,已经无望。”
八、
前线总指挥韩复东只好下令退兵,并电告北京:择日撤回拉萨。周恩来得知情况后,立即找到贺龙: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。
贺龙向前线下达死命令:“要不惜一切代价,重新组织攀登。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,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!”
贺龙为什么要下死命令呢?
一是因为印度已经在南坡开始了登山,“如果让他们登了顶,咱们却半途而废,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?”二是因为中国正在和尼泊尔进行边界谈判,中方提议,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。但尼方却坚持认为,珠峰完全与中国无关,“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,怎么能说是你们的?”
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,贺龙才给前线下了死命令。
收到命令后,韩复东立即召开会议。重新选拔了突击队员。1960年5月17日,登山队召开了誓师大会,队员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。开完誓师大会之后,韩复东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石膏像,交给了突击组组长许竞。出发前,突击队员王富洲,到医务室告别时说了一句话:“我这次豁出去了,如果上不去,我也就不回来了。”许竞率领刘连满、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等突击队员,向顶峰发起了最后的冲击。
九、
经过千辛万苦,许竞、王富洲、刘连满、贡布4名突击队员,再加上摄影师屈银华,终于在1960年5月23日,抵达了8500米突击营地。本该值得庆贺,但许竞一检查氧气瓶,发现之前带上去的10瓶氧气,有两瓶竟然是空的,其余8瓶也都不满。而要从此处登顶珠峰,每人至少需要2瓶氧气,这就意味着——五人之中,有一个人必须放弃登顶。就差最后300多米就要成功了,谁愿意放弃这个伟大的荣誉呢?摄影师屈银华站了出来:“我留在这里接应你们吧,我的任务本来就是负责拍摄登山画面,我登不登顶不重要,但你们一定要登上顶峰凯旋归来!”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谁知5月24早上,刚走出帐篷没多远,许竞就咚一声倒下了。从登山队进山至今,他一直负责开路,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。组员把许竞抬进帐篷,然后重新进行任务分配:“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,屈银华临危受命,成为新的突击队员。”
经过两小时攀爬,他们终于来到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——第二台阶。
第二台阶,是指北坡路线上8680—8700米之间的一道岩壁,这道岩壁非常陡峭,尤其是最顶端的4米,几乎找不到攀附点或支撑点。四人攀爬了多次都没成功,“摔得够呛,体力消耗很大。”
就在陷入僵局之际,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,突然想到了搭人梯的方法。他蹲下来,让屈银华站到自己的肩上,自己再一点点站起来。屈银华借助他的托举,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,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,穿进安全绳,然后利用安全绳爬上了峭壁。其他三人如法炮制,成功突破了“第二台阶”。突击组原本计划9小时登顶珠峰,可没想到仅仅攀爬第二台阶,就花了5个多小时。
这5个多小时的攀爬,两个人付出了惨重代价。一个是屈银华,为了减轻刘连满的负重以及便于攀爬,他在砸冰锥时脱掉了4千克重的高山靴,导致两足脚趾和脚后跟全部冻伤。一个是刘连满,因为长时间托举队友,他耗尽了全身力气,再也无法继续前行。
爬上第二台阶后,王富洲、屈银华和贡布,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大石头旁,给他留下一罐氧气,然后继续向上攀登。而刘连满,考虑到队友下山时需要氧气支撑,于是悄悄关掉了氧气瓶的开关,他估计自己会死于极寒和缺氧,于是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道:“富洲同志: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,就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!我这氧气筒里还有氧气,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!告别了,你们的同志刘连满。”
天已经黑了,三人只能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,用手摸索着往上爬行。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,三人体力下降得很厉害,几乎走一步就会摔一跤。爬到8830米处时,三人氧气已全部用完,但他们并没有停止脚步。“哪怕还剩一口气,也要爬上去。”到了最后,他们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,只好四肢着地,一寸一寸地往上挪。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,三人终于成功登上了珠峰封顶。这一次登顶,不仅仅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,更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。而印度登山队,则在8600米高度宣告退出。
可能是体力消耗到了极限,三个人登顶珠峰后,竟然都没有很激动,贡布回忆说:“没哭,只是觉得高兴。”屈银华回忆说:“我们完成任务了,可以下去了。”王富洲回忆说:“想不了这么多,没有力气想了。”“贡布把毛主席像拿出来,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,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,然后一起放到顶峰下方一个碎石堆里。没有放在顶峰,顶峰上都是雪,毛主席像是石膏做的,放在雪里就坏掉了。”由于没有氧气瓶支撑,三人无法在顶峰久呆,于是采集9块岩石标本后,他们就赶紧下山了。
下降到海拔8700米时,天渐渐地亮了。屈银华赶紧取出摄影机,准备抓拍几个镜头。因为过度疲劳,他站立不稳,一屁股坐在山坡上。于是他靠着背包,拍下了两个永载史册的镜头:一个是仰拍了白雪覆盖的顶峰,一个是俯拍了喜马拉雅山的云海。
十、
回到留下刘连满处时,三人已经耗尽了体力。奇迹的是,刘连满竟然没有死。看到三人归来,他第一句话就是:“快快,吸几口氧气。”三人接过刘连满用生命省下的氧气,感动得落下泪来,这半筒氧气,救了三位战友的命。1960年5月28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登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,向全世界展示和宣告“中国精神”。
这次登顶珠峰,让中国在与尼泊尔谈判中取得主动权,1961年,《中尼边界条约》正式签署,边界问题得到解决:珠峰北面从此属于中国!毛主席说:“这支登山队相当于4个集团军。”王富洲、屈银华、刘连满下山后,都住进了医院,王富洲上山前的体重是160斤,下山后只剩下101斤。屈银华上山前的体重是154斤,下山后只剩下102斤,由于冻伤过于严重,他切除了双足十趾和脚后跟。
这次攀登珠峰最大的遗憾,就是夜晚登顶。由于光线太暗,无法用摄影机在顶峰拍摄360度的环境照片和登顶队员在顶峰的照片。因为缺乏登顶影像资料,所以国际社会始终对这次登顶表示怀疑。为了打破国际社会的怀疑,1975年5月,中国组织了第二次北坡登顶珠峰行动。
电影《攀登者》,讲述的就是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故事。1975年5月27日14点30分,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顶珠峰。
这一次登顶,中国登山队测定了珠峰高度——8848.13米。
“这一精确数据,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,成为世界地图集和教科书上的权威数据。
它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组熠熠闪光的数字。”
不必遗憾。若是美好,叫做精彩。
滇ICP备:15000316号-2 © Juzer.cn